这组洞窟共有礼佛窟2座、龛式窟3座、僧房窟1座,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

陕西首次发掘明代土洞式佛窟遗址

发布时间:2018-09-03文章出处:新华网作者:杨一苗

日前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工作者对陕西绥德县满堂川镇圪针湾村的一组佛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是陕西首次发掘明代土洞式佛窟遗址。

这组洞窟共有礼佛窟2座、龛式窟3座、僧房窟1座,均坐北面南,是开凿于黄土断崖上的土洞窟,自东向西排布。其中在3座小型龛式窟内发现10件石质造像龛、圆雕石造像、泥质塑像头部及石供器,部分造像及造像碑背后可见“天宝”纪年题刻。

遗址内最大的一座洞窟位于遗址中部,进深5.7米,其后部开龛,龛后部高台上塑三佛并坐,窟内还有多尊塑像及大幅壁画,还发现汉画像门扉、纪年石柱身、石兽墩等。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人员介绍,这组土洞式佛窟遗址保存了礼佛窟和僧房窟的组合,由于掩埋较早,除局部破坏和坍塌之外,整体上完整保存了明代中期造像、壁画、洞窟形制的原貌,具有重要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价值。石窟所在地距黄河较近,处于陕西、山西、内蒙古交通要道上,为研究明代中期这一地区的地理交通、佛教文化交流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 神木县文体局 
发掘领队:孙周勇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地处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遗址所在区域属于低山丘陵区,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开展了调查及小面积发掘,并征集到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石峁遗址未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其文化面貌、玉器与文化遗迹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因而其遗址范围、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一直聚讼不休。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泗洪县博物馆发掘领队:林留根 
 
 
   
顺山集遗址位于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大新庄西南约500米处,重岗山北缘坡地之上。该遗址由南京博物院尹焕章、张正祥等先生于1962年调查发现并命名,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查确认。遗址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

  
   
2011年由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了解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现状,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队,对石峁遗址重点发掘及复查,取得了重要收获。现将主要收获汇报如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遗址范围内的挖坑采砂活动,给遗址造成了严重破坏。为防止遗址进一步遭受破坏并了解其文化内涵,南京博物院与泗洪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分别于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2011年3月至10月对其进行第一、二期考古发掘,两期发掘总共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发掘取得预期效果,收获颇丰,确认其为一处距今8000年前后的史前环壕聚落。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92座、灰坑26座、房址5座、灶类遗迹3座、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及狗坑各1处,出土陶、石、玉、骨器共计300余件。壕沟内堆积见有大量兽骨及鱼骨,并在多个单位中浮选出碳化稻米。经初步分析,该遗址新石器时期遗存可分为三个时期。

 
    考古调查:规模宏大的石城聚落  

     一、环  壕   

 
   
2012年度石峁考古队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勘查,确认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   

   
环壕最先发现于遗址范围内采沙坑断面之上。随后进行大面积钻探,确认了其平面布局及尺寸,并依据钻探结果选取多个地点对其进行解剖发掘。环壕东西宽约230、南北长约350、周长近1000米,环壕内侧面积近75000平方米。北部地势最高,向南侧逐渐倾斜,最南端为赵庄水库,此处原为一条东西走向的自然河道,与壕沟组成一个封闭空间。
 
  
   
环壕最宽处位于北部靠近采沙坑处,宽达24米,普遍宽约15米左右,最深处位于最宽的北部,深度超过3米。从东段壕沟解剖情况看,壕沟底部较平坦,坡度较缓,外侧沟壁坡度较大,内侧沟壁呈缓坡状,坑洼不平,沟外堆积往往直接延伸至沟内,与沟内堆积相叠压。沟内堆积以二、三期遗存为主体,环壕底部均见有淤泥或泥沙,厚薄不均。环壕开挖并使用于一、二期之际,二期时开始遭到废弃,部分区域已被生活废弃物所填平,至三期时整体上基本被填平。我们推测,壕沟最初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防御和排水,随后遭到废弃并成为倾倒生产生活废弃物的场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二、三期遗存地层陶片偏少的现象。

   
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这一砌石高台地的称呼,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台顶面积8万余平米。目前保存最好的石墙位于东北角,总长度约200米,高3~7米。

    二、顺山集一期遗存   

   
“皇城台”没有明显石墙,系堑山砌筑的护坡墙体。据称,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皇城台”东北侧还可见7级石墙,本次调查发现部分墙体多有3~5级结构。  

   
一期遗存主要见于环壕内侧,其中位于西北区域的居住区堆积最为丰富。共清理房址2座、灰坑17座、灶(烧结面)3座、狗坑1座,以F1、F2、H3、H4等单位为代表。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5700余米、宽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房址中浅地穴式与平面起建式各1座。F1为浅地穴式房子,平面形状近椭圆形,面积7.5平方米,居住面外侧有一周小柱洞,门道朝南,灶坑位于房子内侧中北部,坑内残存陶支脚。灶类遗迹(Z)与狗坑均位于居住区房址附近,灶类遗迹位于房子附近的活动面之上,Z2灶台与烧结面并存,其余2座仅见烧结硬面,此类遗迹应系露天炊煮所用,烧结面因火烤而成。狗坑为整狗埋葬,与房屋建筑密切相关。一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其次为平底器及少量的矮圈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罐、钵、盆、支脚、器座等,釜为大宗。夹砂陶占90%左右,有少量泥质陶。夹砂陶多外红(褐)内黑,陶色不均,陶胎普遍较厚,器形不甚规整。泥质陶多为红陶,器表多施红衣。以素面为主,纹饰有指甲纹、按捺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及镂孔等,指甲纹、按捺纹多饰于釜口唇外侧。石器出土较少,多粗糙,器类有斧、锛等。玉器仅见玉管1件,双面管钻,器表抛光。

  
   
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宽度亦为2.5米左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

    三、顺山集二期遗存
  

  
   
依据地形差异,石峁墙体建造方法略有差异,其构筑方式包括了堑山砌石、基槽垒砌及利用天险等多种形式。在山石绝壁处,多不修建石墙而利用自然天险;在山峁断崖处则采用堑山形式,下挖形成断面后再垒砌石块;在比较平缓的山坡及台地,多下挖与墙体等宽的基槽后垒砌石块,形成高出地表的石墙。这些石墙均由经过加工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打磨平整石块多被用于砌筑墙体两侧,墙体内石块多为从砂岩母岩直接剥离的石块,交错平铺并间以草拌泥加固。

   
二期遗存分布范围在一期基础上有所扩大,跨过环壕,在环壕外侧形成专属埋葬区。两期发掘中,所获二期遗存最为丰富,共清理房址3座、墓葬70座、灰坑5座、大面积烧土堆积(ST)1处。
 

  
   
本次调查发现了城墙越沟现象,在内、外城城墙上均发现有石墙由沟底攀山坡而上的迹象,外城还发现了沟壑底部的加宽石墙。上述迹象首次将石峁城址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也为探讨石峁早期地貌变迁及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利用Arcgis系统测量及面积推算,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石峁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皇城台”和内、外两城城墙上均发现有城门,内、外城城墙上发现了形似墩台的方形石砌建筑,外城城墙上还发现了疑似“马面”的建筑。

   
该期房址面积较一期大,其中F5面积达到22平方米,均为平地起建式,周围一圈柱洞,中部有1-2个中心柱。F3、F5中部均见片状红烧土堆积,残存陶支脚,F4中部残存一件可修复带鋬圜底釜。
  

  
   
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修建石城的传统,考虑到城墙范围及遗址主要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高度一致性,依据调查成果,初步判断石墙与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一致,石峁遗址属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

   
墓地位于遗址西北区域环壕外侧。因常年自然剥蚀及历年耕作活动,现在所见墓葬均开口于耕土层下,大部分墓葬被不同程度扰动,部分仅存底部,人骨多保存较差,呈粉末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间排列有序,成排分布,较少出现打破关系。墓葬方向多为北偏东,个别朝南。大部分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者最多随葬3件,其余为1—2件,随葬品器类有釜、钵、壶等。除个别墓葬为侧身葬外,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以单人葬为主,并存在少量双人合葬及多人合葬。M39为多人合葬墓,骨架保存极差,部分仅剩粉状痕迹,从下肢骨判断,至少为6个个体,均为仰身直肢葬,骨骼排列密集。其中3人通过牙齿判断其年龄大致在12—15岁之间,性别不明。随葬陶器3件,均位于头端,壶、罐、钵各1件。

    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建技术先进  

  
   
二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及平底器为主,圈足器仅见有豆,不见三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以圜底为主,并见少量平底釜)、平底双耳罐、钵、灶、支脚等,此外还有勺、豆、壶、器座、小杯、器盖、纺锤、纺轮、泥塑模型等。釜多深腹筒形,早段多为大敞口,近似头盔状,到晚段则口径相对缩小、器腹加深,新出现花边口釜。夹砂陶占绝对多数,达99%以上,泥质夹植物末陶、泥质陶及夹砂夹云母陶少见。陶色不均,夹砂陶多呈红(褐)色及灰褐色,陶器内侧多呈纯黑色,应为渗碳所致。陶器多为素面,饰纹饰者较少,主要有乳钉纹、刻划纹及镂孔等。装饰多见窄条形鋬手。石器主要见有斧、锛、磨球等,带脚磨盘仅见残件1件。此外,该期遗存于壕沟内堆积中出土大量麋鹿、猪等动物骨骼。

 
   
2012年5~11月,为了解决石峁城址的年代问题及进一步了解城址布局及功能区,我们重点发掘了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从地势上来看,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

图片 1

  
   
东门址门道内揭露出上、下两层地面,上层地面及其上层堆积内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可见主要陶器有细绳纹高领鬲、方格纹单把鬲、花边鬲和宽流鬶、篮纹折肩罐等;下层地面上多见一些绳纹和篮纹陶片,数量略少,陶器主要为鬲和罐两类。上、下两层出土陶器在器形、器类和纹饰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石峁外城东门址门道内上、下地面叠压关系明确,两层地面间隔一层厚约40厘米的混杂土层,下层地面以下是一层厚约30厘米的黑褐色硬土,东门址的主体建筑及相关设施均修建于在该层之上,且石墙主体基槽亦掏挖其上。因此,该层为外城东门修建时的地基铺垫层。地层关系表明,石峁外城东门上、下两层地面可将城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个阶段,代表了修建及再建两大主要使用时期。东门址上、下两层出土的遗物分别属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及晋西北地区常见的龙山晚期和夏时期遗存。因此,石峁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

 

 

二期遗存陶器

图片 2

    四、顺山集三期遗存   

 

   
三期遗存分布范围在二期基础上进步往壕沟北、东、东南几个方向扩展。该期遗存揭露面积不大,且主要集中于墓地区域,所获遗迹遗物较少。共清理墓葬22座、灰坑4座。墓地位于遗址西南壕沟外侧,墓葬开口于现代耕土之下,部分墓葬因现代人类活动而被破坏。墓葬多为南北向,头向南,部分墓葬尺寸较大、随葬品较为丰富,如M98共随葬釜、圈足盘、钵等共9件陶器。随葬陶器器类有(绳纹)釜、圈足盘、钵、壶及器盖等。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正射影像(上为东)

   
三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其次为平底器,及少量圈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钵、壶、盆、支脚等,此外还有罐、器座、器盖、锉、纺轮等。夹砂陶占绝对多数,接近99%,夹砂陶中以夹砂红陶和褐陶为主,并有少量的灰陶与黑陶,部分夹砂陶加入植物碎末作为羼和料。器胎多较薄,器表粗糙,见有明显的沙粒,不易修复。陶器多为素面,纹饰数量及种类少,主要有绳纹、镂孔、刻划、附加堆纹等。装饰多见窄长月牙形鋬手。石器数量不多,常见有斧、锛、磨球等。玉器仅见玉锛1件,出于墓地地层之中。

  

 

   
“外瓮城”平面呈U形,将门道完全遮蔽,但与门道入口处的两座墩台之间并未完全连接,南北两端留有通道。外瓮城石墙经过多次修葺,外瓮城石墙废弃之后进行过重建,并在其东南角处新建了一座石砌方形房址。发掘所获玉铲和玉璜均出土于外瓮城石墙北端的倒塌墙体和倒塌堆积中,其中两件玉铲出土于北端东西向短墙向北倒塌的墙体内。南端墙体的倒塌堆积中发现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

图片 3

 

 

图片 4

二区墓地全景(南—北) 

 

    五、结  语   

玉铲出土(照壁墙北端)

   
顺山集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接近,应为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三期遗存中来自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因素显著,与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应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三期遗存揭露面积小,出土遗物不甚丰富,文化内涵尚不清晰,且有进步分期可能,需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

  
   
夯土墩台以门道为界对称建置于南北两侧,长方形,外边以石块包砌,墩台内为夯打密实的夯土,条块清晰、夯层明显、土质坚硬。夯台外围包砌一周石墙(暂称“主墙”)。在墩台外侧即朝向城外的一侧墙体外围还有一层石墙,紧贴主墙,将墩台东侧墙体以及东部两拐角完全包砌(暂名“护墙”)。护墙之下有一道宽1.2~1.5米与墙体走向一致的石块平砌长方形平面,形似“散水”。墩台朝向门道一侧的主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墙,隔出4间似为“门塾”的空间,南北各2间,完全对称,个别门塾还有灶址。门塾地面加工规整、踩踏痕迹明显,早、晚两期地面可以门道对应。

  
   
在顺山集遗址发掘的同时,我们对距该遗址约4千米一处名为韩井的遗址做了小面积试掘,初步对比发现,其文化面貌与顺山集一期遗存相同。两个灰坑碳化稻标本测年数据显示,其距今年代距今8300年前后。

  
   
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6、宽约14米,主墙厚2.7~4.1米,护墙厚1.5~2.8米,散水宽1.2~1.5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6.7米。紧贴西侧主墙又增修一道石墙,宽1.3米,将墩台西南拐角包砌。这道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为夏时期修葺增补而成。

  
   
顺山集遗址地处洪泽湖西北部的淮河中下游,遗址以西5千米即为老濉河,位于安徽濉溪县境内的石山子遗址早期遗存与顺山集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十分接近,同时期的宿州小山口及古台寺等遗址均位于安徽境内濉河上游。同一类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广阔性及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淮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8000年前后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分布着以顺山集一二期遗存、石山子早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并与淮河上游、海岱地区及长江中下游诸文化之间发生着广泛而持续的联系。

  
   
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7、宽约11米,主墙厚4.2米左右,护墙厚2~2.5米,散水破坏严重,最宽处约1.3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5.6米。夏时期在坍塌墩台西侧砌筑了一些护坡短墙,并利用墩台西侧的空间修建了一座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以石砌房址F7为主体。F7平面呈方形,室内面积约10平方米、屋墙宽约80、高约60厘米,门道向西,室外平铺石板,形成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F7内出土花边罐、细绳纹高领鬲等晚期陶器,院墙的倒塌堆积内发现有石雕人面像1件。

  
   
顺山集遗址的发掘,为厘清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经济形态及古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探索淮河流域乃至中国东部地区古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提供了重要线索。(林留根
甘恢元  江枫  闫龙)

   
外城城墙与墩台两端接缝相连,墙体宽约2.5米,沿墩台所在山脊朝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而去。  

 
   
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角接缝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瓮城”结构。石墙墙体宽约2.5米。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1.2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结合城址内地层关系,这道增修的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属于夏时期修补遗迹。在此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均有24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除外城东门的发掘外,本年度还试掘了内城的几处地点:圆圪旦、后阳湾、呼家洼、对面梁和夜蝙蝠塔,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   

    学术意义及初步认识   

   
2012年度对石峁外城东门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
  

   
发掘工作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清理出一些层位关系明确的遗迹和一批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为确认了石峁城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当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发掘工作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王炜林、孙周勇、邵晶、杨利平、胡珂、邵安定、康宁武、项世荣、屈凤鸣、周健、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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