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张齐贤居然敢和赵匡胤对上

近代人物

“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话不知从何时起,流传至今,一时成为从政和经商信奉的圭臬。

张齐贤是北宋时期宰相,自幼勤奋好学有大志,宋太祖赵匡胤时期,曾经自荐陈述事十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高中进士,受到宋太宗信任和重用。张齐贤曾经三次入相,在担任宰相的前后二十一年间,对北宋初期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都作出了极大贡献。

中文名:丁文江

曾、胡二人成功的经验,是在历经官场、商场多重磨难之后提炼总结的,是中国千年传统智慧的综合运用,指出了每个人为人处世的应该学习的原则。

张齐贤是一位对自己的才学非常有信心,而且坚定自己一定能实现抱负的人。赵匡胤到西都的时候,齐贤以布衣身份到赵匡胤马前献策。若是没有一点真本事和大志,先不说会向皇帝阐述些什么,恐怕连站在皇帝面前都不敢。

国籍:中国

1、做官须清廉

张齐贤不单站在赵匡胤面前,而且慷慨激昂的说了“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举贤;太学;籍田;选良吏;慎刑;惩奸”这十条意见。其中有四条与赵匡胤想的一样,认为是好的。够胆的是,张齐贤居然敢和赵匡胤对上,坚持认为自己提出的十条意见,是符合当时时局的。最后引得赵匡胤大怒,下令将他拖出去,也毫不改口。

民族:汉族

“清、慎、勤,为居官三鉴”。

张齐贤是一位有贤才,有实践力的大臣。在担任江南西路转运正史的时候,先是处理各州罪人押往京城,而途中多有死亡一事。张齐贤到任之后,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并且认为这不合理。于是他拿来卷宗,凡不是首犯的,都不用押解进京。为此他一力向朝廷建议,以后凡送囚犯到京城,委任明察的官吏审问,如果不实,就向原来审问的官吏问罪。自此之后,由地方押送到京城的犯人减了一大半。

出生地:江苏泰兴县

曾国藩一生廉洁,他曾说过的“做官以不爱钱为本”也是切切实实地做到了。要知道,曾国藩生逢乱世、官居一品,经他手的钱何止百万,但他生活极其节俭,其“养廉之法,全得一‘俭’字”。

受儒家教育长大,张齐贤与大部分封建文官一样,提倡仁政。他不仅劝说君主仁政爱民,他自己也经常注意不要过多的苛刻百姓。

出生日期:1887年4月13日

曾每日吃饭一餐只吃一荤,时人戏称为“一品宰相”;平时穿的是家人织的土布衣裳,一件青缎马褂也只有逢年过节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穿,至死仍然如新。

后唐之时,李氏王朝占据江南。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培养出足够的军队,后唐实行“义军”政策。所谓“义军”,和今天义务服兵役有些相似,但是又有所不同。政府要求百姓中每户能交纳税钱三千以上的人家出壮丁一人,刺脸,自备兵器送到官府,出战就发给他,每天支给粮食二升,这些人就被称为义军。

逝世日期:1936年1月5日

有一次,他的小儿子曾纪鸿生了重病,家里连买药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还是左宗棠听说了这件事,雪中送炭送去一笔钱,才得以康复。

后来宋朝一统江山,李唐王朝被灭。对于这些“义军”,朝廷的处置是将他们放回家中,从事农事。后来等到太宗一朝,有言者进言,说这些人长期处在军中,对于农活并不热衷,何不将他门再召回军中呢?

职业: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

他自己曾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币如爹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合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在他死后,给子女留下的只是30余万卷藏书和规模宏大的藏书楼。

张齐贤立刻反驳说:这些人原本就是良民,李氏王朝之时,迫于无奈刺字从军,这些都是无法逃避的祸事。后来我朝一统,将他们放回,不再为战事所苦,对于农事都是喜爱而热衷的,又何必再将他们召回呢?况且要找回这些人,难免要挨家挨户的搜索,又是一个扰民举动。既然早先皇命将他们放了,那就依照以前的命令来吧。

毕业院校:格拉斯哥大学

2、做官须稳慎

在张齐贤的据理力争之下,这些“义军”才终于不用上战场厮杀。江南多了这么多的劳动力,经济也迅速恢复。张齐贤因为在江南实施的仁政,受到百姓的拥戴,后来他被召回京城,江南百姓都十分不舍。

主要成就: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须“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一念不敢白恕”,“一语不敢苟徇”,“一介不敢自污”。

张齐贤是一位非常有魄力,有胆色的臣子。虽然他是文官,但是与一般胆小怕事,不愿上战场,甚至主张求和保守的文臣不同。张齐贤是一位胆色过人,赶上战场的文臣。

代表作品:《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中国北方之新生界》

不过,曾国藩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而是不断在官场中观察反思的凝练经验。

雍熙三年,宋军发动北伐战争,与辽国大战。在这场战争中,猛将杨业战死,于是赵光义赵光义访求近臣作为策应。张齐贤作为一位文臣,并没有回避,而是第一个站出来,并且向宋太宗请求前往。

丁文江人物生平

最初人仕时,他并不能够事事求稳慎,“好与诸大名大位者为仇”,颇有傲气。

当然张齐贤并不是莽夫,而是有真才实干的。他先是以计让来犯辽军,认为宋军大部队已经来援。在辽军仓皇逃窜的时候,张齐贤已经事先在土磴砦埋下二千伏兵。;辽军没有想到还有埋伏,于是宋军突然出现,袭击大败辽军,擒俘辽军北大王的儿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杀敌数百,俘获二千匹战马及很多兵器,获取了大战的胜利。

少时留学

后来,他便请师长前辈、亲属友人、同僚下属规劝谏讽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在家书中叮嘱诸弟:“如闻我有傲之处,亦写信来规劝”。还作对联一首,“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帖于府县官厅,昭示天下。

虽然张齐贤的相名并不出彩,但是他也确实是一位有真才实干的人,足以担起相位。

1887年,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

他一生稳慎,以至于到了“生时不忘地狱”的地步,“慎字日战战兢兢,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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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秋,东渡日本,不过未进正式学校,与反清的留学生多有接触,过着“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

世间之事风云变幻,危机暗藏,明刀暗箭难防,稍不小心就有可能官途到此为止。而曾国藩的“稳慎”,则可以使人常怀冰渊惕厉之心,谨言慎行,戒骄戒傲,实现内圣外王之业。

1904年夏,受吴稚晖影响,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

3、为官会鉴人

1906年秋,在剑桥大学学习。

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在求才、选才、育才、用才、驭才方面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并将其思想全部聚集在了《冰鉴》一书。

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双学士。

曾在识人鉴人方面有一个长处,“识人之鉴,超越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能够在初次见面时判断出来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确实厉害。

(历史

曾国藩鉴人最有眼力的例子就是对江忠源。1844年江忠源中举后去京师,由友人郭嵩焘引见了曾国藩。江其人颇有侠义之气,为人洒脱随性,不拘小节。与曾国藩畅谈市井琐事,两相畅快。江出门后,曾目送之良久。

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

然后对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继而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后来江忠源在太平天国起义时组织团练,英勇作战,颇为悍勇。兵败庐州后,投水自杀。

回国任教

竟与曾国藩在初见之时所说的不差甚多,足可观曾的超常识人之能。

1911-1912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讲授生理学、英语、化学等课程,并编著动物学教科书。丁文江从事地质事业自与章鸿钊相识始。

曾国藩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当时天下的英杰才子。为了留住他们,他不顾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等政治军事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顶尖的科学家、学者。

1911年9月应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他与中国早期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相识。

4、经商须怀仁,济世惠民

工作经历

红项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中医药中的一朵奇葩。众所周知的是,中医药业自古秘方为上,一旦制成药品,一般人是很难辨认真假优劣的,故有“药糊涂”之说。然而,胡庆余堂创办之初,胡雪岩便亲自立下了“戒欺”匾。

1913年2月再次赴北京、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其后不久,与章鸿钊等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并任所长,1914年辞去所长职务,再度于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赴云南进行野外调查。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

1916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

这就体现了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的理念,以“仁”为本,以“济”为任,以“诚”为基,精心调制庆余丸、散、膏、丹,济世惠民。

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丁文江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及当时在英留学的李四光到该校任教。

那时,红极一时的二品文官胡雪岩已经年过半百,拥有土地万亩,白银三千万两,为国内首富,产业遍及钱庄、当铺、船务、丝绸、茶叶、军火各业。而他对一个小小的药号的经营竟然有着如此的仁义惠民的要求,不禁让今人汗颜钦佩。

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兼任名誉所长,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

5、公关很重要,人才不可缺

学术贡献

“走官场先拜宝眷,会同行先说油水”,从这里面就能够看出他的交际手腕之高明,懂得捏准七寸,对症下药。他最典型的为人处世原则就是“花花轿儿人抬人”,肯定了相互帮衬、相互维护的积极作用。

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1929年春负责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并开始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

所以说,他和官场、洋场、商场,这三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很好。“要想市面做得大,自然要把关系拉得紧。”

1933年6月丁文江离上海赴华盛顿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与葛利普、德日进同行。其后

的确,胡雪岩在官场里,胡雪岩路路通。通过古应春,胡雪岩与英、德、法等国的外国商人又搞得很热络;在商界,他又以讲信用著称,和一些钱庄搞“联号”,以双赢场面谈合作。

再次到欧洲考察,9至10月访问苏联。

对于人才的取用,胡雪岩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

他发觉刘庆生的耐性、记性特别好,立即破格提拔为“档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理;古应春熟悉“洋场”,很会和洋人打交道,胡雪岩就把他作为和洋人打交道的干才来使用。

丁文江在创办及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非常重视野外地质调查、提倡出版物的系列化、积极与矿冶界协作和配合,并热心地质陈列馆及图书馆的建设。他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长达15年,在地学界极有影响。

胡雪岩这样说过,“不会用人才怕二虎相争;到我手里,不要说两只老虎,再多些我也要叫他服服贴贴。”虽有些吹牛的成分在,但也足能显出其对人才的驾驭能力。

丁文江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员,1922年1月在北京西城兵马司9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1923年当选第二届会长。

考察学问

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著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

1913年,丁文江与F.梭尔格、王锡宾一同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很有收获。首先,他给“太行山”下了个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则应叫“燕山”。其次,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再次,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之结论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人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这实际就是今天所谓的“古风化壳型”的“山西式铁矿”。他根据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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