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改变不容易,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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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岗而言,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非常有可能在“左”倾分子的屠刀下命丧黄泉;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也很难在短短的几年间就迅速成为党在西北的最高领导人,更不可能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我们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说:“银桥啊,你在我身边,地位很高,职务太低。我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到了新的岗位要尊重领导,夹起尾巴做人……”那次,毛泽东抱住李银桥,抚着他的背哭出了声,泪湿脸颊……

本文摘自《高岗传》,戴茂林 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和周恩来

李银桥和毛主席在一起

人的一生虽然有其必然的轨迹,但很多环节尤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刻,往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串联起来的。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权延赤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文摘自《警卫回忆毛泽东生活实录:红墙深处 》,权延赤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如果说中央红军的到来挽救了高岗的性命是高岗的福气,那还仅仅是从高岗个人的命运而言。实际上,陕北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福气。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本文作者韩桂馨和李银桥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认识的,当时李银桥是毛主席的卫士,而韩桂馨负责照顾主席家的小孩。两人经主席撮合,于1948年冬天在香山结婚。两人跟随着主席一直到1962年,李银桥被主席派到天津市公安局任副局长,1979年,李银桥被调回北京任北京市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当副局长。3年后,调入公安部工作。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抉择,竟然要感谢国民党的一张报纸。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我们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说:银桥啊,你在我身边,地位很高,职务太低。我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到了新的岗位要尊重领导,夹起尾巴做人那次,毛泽东抱住李银桥,抚着他的背哭出了声,泪湿脸颊,李银桥更是放声大哭。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室同我们全家合影,赠送我们一笔安家的钱,赠送了我们他亲笔写的诗词。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抄家抄走了李银桥保存的那份检查。这下子可不得了啦!说李银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罪该万死。李银桥被反复批斗,我们的家也被反复查抄。我们那时对文化革命认识并不清,只是从个人遭遇感到冤枉。我想找江青反映情况,请她为我们作说明,但是见不到。直到毛泽东视察工作,来到天津,向有关负责人询问我和银桥的情况,才知道我们为那份检查受了冤屈。他立刻指示,给我们重新安排了工作。

包括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中央红军等在内的这样一场举国大搬家,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仓促大撤退。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离开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要求我们每年看望他一次,并说:我死后你们到我的坟前来看看。我们按他说的话,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李银桥家乡遭灾后,毛泽东还送来一千元钱。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动乱,我们再没能见到毛泽东。再见到他老人家时,他已长眠在万花丛中。我和银桥泪如泉涌,放声大哭

转移到哪里?何处去落脚?战士们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恶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
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但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历尽艰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却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而且张国焘竟然在与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时采取了分裂行动。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果断地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北上,是个大的战略方向。但是,北上到哪里?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陕甘边与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党中央是了解的。1933年底,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去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会后,贾拓夫留在了中央苏区,并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长征。但是,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等大块根据地比较起来,西北根据地的范围和红军的力量都比较小,在其他的根据地都已经丧失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是否还存在?由于当时中央与陕北没有电台联系,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的情况中共中央一无所知。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一年来的艰苦征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惊涛骇浪,早已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处变不惊,遇险不乱。1935年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打开了北上的通道。19日,部队来到了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此时,先行到达的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哈达铺活捉了敌军的一个少校副官,缴获了几驮书籍和报纸,发现其中的一张报纸上刊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并且有匪区略图。

萧华摇摇头:好像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这真是久旱逢甘霖,来得太及时。当这张联络图送到聂荣臻的手中时,他立即命令骑兵通讯员迅速把报纸送给毛泽东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历史镜头,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9月20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红军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据杨成武在《长征记》中回忆,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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