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蒋介石就是从1969年秋天这场意外事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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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69年9月16日下午的一场蒋介石座车车祸事件,无疑是国民党政权播迁台湾以来,蒋介石安全警卫工作最荒唐的一次失误。这次车祸事件,给蒋介石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蒋介石就是从1969年秋天这场意外事件后,身体逐渐走下坡。

毛泽东、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在用人之道上,有着“五湖四海”与“黄埔浙江”、“放手使用”与“越级指挥”、“依法用人”与“帝王之术”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兼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内心十分清楚,自己所率领的部队,以及西南地区,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今后肯定要承担重大任务。

本文摘自《蒋介石死亡之谜》,王丰 著,团结出版社,2009.1

毛泽东、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在用人之道上,有着五湖四海与黄埔浙江、放手使用与越级指挥、依法用人与帝王之术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贺龙与西藏和平解放

发生于1969年9月16日下午的一场蒋介石座车车祸事件,无疑是国民党政权播迁台湾以来,蒋介石安全警卫工作最荒唐的一次失误。这次车祸事件,给蒋介石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蒋介石就是从1969年秋天这场意外事件后,身体逐渐走下坡。

毛泽东讲五湖四海,蒋介石搞黄埔浙江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因其与内地相距较远,交通不便,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军未能进驻西藏之前,西藏的局势较乱。特别是分裂主义分子想趁机分裂祖国。针对这一情况,中央的方针是: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贺龙坚决执行中央这一方针,在打击分裂势力,促进西藏和平解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69年9月16日上午,蒋介石还神采奕奕地主持了军事会谈,台军高级将领都出席了那天在阳明山举行的会谈。照例,会谈在读训(宣读蒋介石写的训词)声中结束。下午,会谈进行分组讨论议题,蒋介石一向不参加分组讨论,而由与会将领分别举行。所以,大约中午12点半左右,蒋介石即离席,回阳明山官邸(即现在已开放的草山行馆)吃中饭、休息(按:蒋介石每年过完端午节,入夏之后,即从士林官邸搬至阳明山官邸避暑)。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用人原则在王稼祥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王稼祥因为没有得到半数选票而落选。

1950年春,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

依蒋介石生活作息安排,中午喝过午茶、吃过点心,约摸下午4点钟前后,如果天气允许,会和宋美龄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这是他行之多年的散心形式。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吃惊。为了增强党内团结,他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荐王稼祥。王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群体,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确实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1950年1月,西南军区领导在成都开会讨论进军西藏问题。

这天下午5点,其座车刚要结束兜风行程,从山下回到阳明山官邸,当车队上坡沿着阳明山仰德大道前进,到岭头、永福附近地方,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永福附近一处站牌,等候乘客上车。这时阳明山军事会谈分组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风驰电掣,每部军车车速都几乎超过60公里。车上的司机老爷和将军们,经过一天会议,早就归心似箭,恨不得早点离开阳明山,下山吃晚饭。

在中共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讲话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问题,这一部分毛泽东讲得最多,也最着力。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还特别提到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的讲话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当车队的先导车即第一辆的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走到那部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前面两三百米左右,忽然发现有一部军用吉普车,猛然从公路局客运班车左后方超车窜出,迎面朝先导车疾驶而来。

蒋介石用人讲的是封建主义和青洪帮那套江湖法则,强调个人恩怨,任用私人,甚至亲戚朋友,特别是大搞黄埔浙江。

1、座车司机误踩油门,蒋介石身受重创

蒋介石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蒋介石授衔的将领,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在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其次,蒋介石在用人时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兵力最盛、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先导车的司机反应极为机警,当下立刻踩刹车,吉普车刚好擦身而过幸未撞及,先导车司机嘴里正要脱口咒骂,就在这一秒钟之间,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或许是一时分神,也或许是紧张过度,明明见到先导车踩刹车了,自己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的,却错把油门踩到底,轰然一声,整部坐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个正着。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后车厢,都撞了个大窟窿。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陈诚。陈诚的火箭式发家史与其保定系、黄埔系和浙江老乡的身份不无关系。陈诚,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5年,时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晚上,他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仍不思睡,便挑灯夜读《三民主义》。这恰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当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得知陈诚为浙江人,便认定陈诚为可造、可用之才。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便把陈诚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

撞车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的座位上,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假寐。早年台湾尚未有座车需系安全带的规定,何况总统座车安全绝对没有顾虑,两个老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座位上的安全带。更糟的是,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考量蒋介石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座车内拆掉了多余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长度,这使得撞击能量和力度相对加大。

此后,陈诚一直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一路官运亨通。1932年,在蒋介石、宋美龄的极力促成下,陈诚与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二女、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陈诚成了蒋介石最为宠信的心腹和干将,此后便平步青云,成为中央军系统第二位一级上将。到台湾后,更是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座车追撞突发于一两秒钟内,完全猝不及防,蒋介石身体就像一只瞬间弹出的皮球,正面直冲驾驶座后侧隔板。由于冲撞力道过猛,嘴巴、胸部、下部,都受到强力冲击,蒋介石嘴唇肉和嘴里的假牙两相挤压,嘴唇当场撞出血来,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蒋介石顿时感觉天旋地转,待他回过神来,但闻宋美龄当场疼得哇哇大叫,71岁的宋美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幸未骨折,是不幸中的大幸。

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

坐在随一车的代理侍卫长孔令晟将军,见司机徐达生闯下大祸,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当他见到座车引擎室凹陷了一个大窟窿,车内的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痛得面色如土,惊觉大事不妙,当下第一要务是紧急送蒋介石夫妇到荣民总医院,其次随即通知蒋经国,并拿起无线电紧急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仰德大道,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师长的姓名,师长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令官邸和侍卫人员私下议论纷纷的是,追撞事件明明是座车司机徐达生心神不专或者紧张过度,误把油门当刹车踩造成的,直接肇事者徐达生竟然丝毫未受当局处分,照常在士林官邸负责开车。

宋美龄听从孔令伟的意见,主张宽恕徐达生。宋美龄说:错不在徐达生,应该饶恕他的无心之过。

最倒霉的是,侍从部门竟由代理侍卫长孔令晟一人背黑锅,受到停升一年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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