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些边饰会比较流行,制壶者的印章因过世后被旁人继续采用

之一 没有年款的御窑

紫砂壶的款识,是鉴定其年代及制作者姓名的重要佐证,也是文博古玩和拍卖界对壶估价的惟一依据,因此也是作伪者最容易作假的地方。

中国古代瓷器的断代大多凭眼睛看,先确定一个标准件。这个标准件大致可以分为:胎土的颜色和火石红等感觉、彩绘的特点、釉面以及颜色的特征,以及用手摸的触觉感,釉面的气孔,等等。外销瓷因为是在明清时期直接销往西方的,所以外国的学者在断代的问题上不是凭眼学而是靠资料,所以形成了和我们的断代方式截然不同的一套方法。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却留下了一批民国瓷器史上品质最高的仿古瓷——洪宪瓷。

紫砂壶款识作伪有三个方面。其一:真壶假款。就是说,紫砂壶经考证后确认为某个年代某某人制作,但制作者因某种原因,忘了刻铭印,后拥有者为了提高或便于显示壶的身份,而特意刻款,但往往因后加的款识与原壶的风格难以达到一致,因此也往往适得其反,弄巧成拙,现已不采用。其二:真款假壶。也就是说,制壶者的印章因过世后被旁人继续采用,但继续采用者因制作水平有限,往往达不到原作者的风格标准,破绽毕露。其三:假款假壶。这是制伪者通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我们凭眼学标准件来断代,具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康熙瓷器瓷质比较坚硬,青花色泽翠丽层次丰富,等等,而康熙朝长达六十年,能否时间定位再准确一点就完全凭经验了。但是外销瓷依靠它生产时的一些相关资料,就可以把它的时间定位的误差前后不过三年。如果我们把这些相对临近年代的瓷器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在相对集中的一些时间里面,某一些边饰会比较流行。我在美国收藏外销瓷,开始直觉上很快地感觉到边饰和断代有关,具体要研究某一段时期的流行边饰,那就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了。后来,英国的Howard
Angela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发现她对边饰断代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她找到一些确定的纹样,而不是像我那样把整个的边饰去笼统地归类。

1916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为了这批瓷器,他花费了140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不论四万件还是六千件,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要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洪宪瓷如此不计工本,当然极为精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算是民国的官窑瓷器。

历代的制壶高手、名家,对用印钤款都是十分讲究的,他们的款识不仅表现出很高的艺术素养,而且在印章的布局、形式等方面也相当苛求,这是鉴定款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地讲,名家的款识一般具备以下六个特点:

边饰的断代主要是从纹章瓷开始。由于纹章瓷上面的纹章很多是因为结婚而订做的,从西方的一些城市婚姻记录上可以查到该家族这个人结婚的年代,我们通常的纹章瓷断代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在把相同时期的纹章瓷放在一起,发现了边饰的流行问题;通过这一些流行的边饰,再结合我们通常知道的不同时期的瓷器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清代的瓷器进行较为准确的断代。这些时代的流行特征如果与官窑瓷器进行比较,也许能够把我们对官窑瓷的断代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郭葆昌赴江西后,最先为袁世凯督烧
“居仁堂”款的瓷器。同时,他还为北洋军阀徐世昌和曹锟各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陈设瓶,杯、盘、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胎质细白而轻巧,釉面洁白润泽,器型精致玲珑,少有大件。这几批瓷器是同时烧造的,但因为用途不同,风格虽然类似,也不完全一致。

印章制作十分考究。名家的印章,或本人所制,或请篆刻名家专制,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而伪印章则难以达到这种水平,多呆滞无神。

以下的外销瓷边饰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断代原理去组合的。比如说:迈森风格的边饰,雍正中晚期开始出现白色粉彩画在白瓷胎上的精美边饰;在1740年左右这种边饰又和三个开光结合在一起,这个开光的样式有如意型等不同的形状。到了1745年,这种边饰的开光又变成了四个,所以我们看到四个开光的样式在白色粉彩的纹样边饰上时,一般都是1745到1750年之间的瓷器。

“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如,这种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然而,此瓶釉质洁白无睱,描绘精致入微,不是一般民窑所能达到的,颇似“内庭恭造之式”。
2005年12月12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以57.2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印章形式使用合理。有的作者在同一壶上使用两方或两方以上不同形式的印章,钤印位置十分讲究,整体上显得和谐统一。

边饰不光是边缘上大的纹饰,还包括一些线状的小的纹样样式。如像一个个箭头一样的花纹,就是流行在康熙晚期1690年到雍正早期1730年之间的。这种小的线状边饰流行的时间一般会长点,而一些大的图案边饰流行的时间相应会短一些,大多在十几年。外销瓷典型边饰数量较大,作为杂志不胜枚举,以下提供少量具有清晰断代的边饰个例,使读者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徐世昌的“静远堂”款瓷器,专仿雍正朝器物。徐世昌虽然也是一代军阀,但作为一位文人大总统,他的学问深厚,书画造诣极高,自诩为“水竹邨人”。郭葆昌精于制瓷,也深通人情世故,很会“看碟下菜”。他为徐世昌监烧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窑的单色釉。年窑瓷器极其精雅,清人赞曰“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年窑以单色釉闻名,格调含蓄而优美,自然极为贴合徐世昌这类以雅士自居的文人的审美趣味。“静远堂”款的瓷器,尤以天蓝釉和青釉,横绝一代,釉面极其精细,为稀世之珍,徐世昌还将它们作为礼物,用来巴结日本人。

刻写、钤印位置适当。紫砂壶的款识一般位于壶的盖内、底、把梢、腹四个部位。用于壶盖,则处于盖内孔的一侧;用于壶底,一般处于中间位置;用于把梢,一般位于梢下壶腹上;用于壶腹,则用于诗句、画的结尾处。使用部位恰当,在一定程度上对壶起到了装饰作用。相反,如果壶上无铭刻诗句和画,仅在壶腹正中部位署一姓名款识,必然不是名家所为。

清雍正 1730年至1735年 张敞画眉粉彩汤盘

“延庆楼”是曹锟在中南海的办公场所,故而他以此为款定烧瓷器。“延庆楼制”款的瓷器品种不多,传世稀少,极具收藏价值。根据耿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记载,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署“延庆楼制”款的粉彩“千件”大瓶。,是唯一一件有拍卖纪录的。这只瓷瓶高30厘米,瓶口饰有金边。在瓷器口部装饰金属边饰始于北宋的定窑。定窑以产白瓷而闻名,由于瓷胎很薄,烧制时容易变形,而且为节省窑炉内的空间,人们废除了原来仰烧工艺所使用的匣钵,改用与器形口沿一般大小的支圈去支撑器物,器物倒扣在支圈上,一一对应,层层相叠。这样用支圈支烧使得器物口沿不能施釉,形成毛边,俗称“芒口”。所以,定窑白瓷往往要在口沿处矫饰一条金属镶边。到了民国,瓷器当然不会再有被烧歪的危险,不过这个瓷瓶画面本来寓意富贵,瓶口加一条金色边饰,更加富丽浓艳,倒也切合题意。

款识大小适宜。刻款、印章的大小与壶本身具有一定的协调性。款识的大小与壶的大小相协调,即壶大款识大,壶小款识也相应小;款识大小与款识所处的部位相协调;底部的款识比盖款、把梢款相应大一些,反之则很有可能是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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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瓷瓶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瓶两侧装饰的双龙耳似乎与瓶身不能浑然一体,显得很突兀。双龙耳瓶的造型最早出现在隋代的陶器中,饰双龙耳的器物,总以朴拙浑厚为美,若瓶身太过纤巧,则与大龙耳不配。不过这件瓷器制作得还是十分精细的,釉质洁白无瑕,画面艳丽华贵,凤为百鸟之王,牡丹则是百花之王,以此二物寓富贵无极之意,又饰以龙耳,暗暗迎合了曹锟欲取袁世凯而代之的心理。2005年6月20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成交价达41.8万元。

款识刻画、钤印轻重适度。名家壶的款识刻画整体和谐统一,钤印用力均匀,深浅一致。

雍正乾隆时期,有许多的中国历史故事被画在外销瓷中,比如出自《汉书》的“张敞画眉”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敞是西汉人,宣帝时为京兆尹。他和太太感情很好。因为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宣帝。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后来,人们也用“张敞画眉”来比喻夫妇恩爱之情。该盘边饰为典型的迈森纹样。

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署款有“觯斋”(因为他曾收藏了一件珍贵的青铜觯——商周时期的饮酒器,便将书房命名为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等。这批瓷器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以瓶类为主。器型雍容典雅,线条简洁,瓷绘以人物和花卉为主。它们或多或少寄托了郭葆昌的一点人生理想,他虽然是古董铺的小学徒出身,但总还是愿以文人自居。所以他的私款瓷,花卉以疏淡为基调——着色清淡,布局疏朗,没有一般民国粉彩花卉的浮华浓艳之俗。人物多为高士图,姿态恬淡,不过表现出的可不是一点淡泊的风雅,而是功成身退后隐逸的悠闲,因为郭葆昌本身就不是不求闻达的一介寒士。督理陶务使他进一步发迹,当了几个月的督陶官后,他在河北定兴县老家盖起了一座大宅,盖房所用的银元都是布袋装放,用火车运去的。从此他就成为定兴县的四大富豪之一。一任督陶官就能如此显赫,可见袁世凯为了这批御瓷真的是不惜血本。

风格协调和谐。名家壶的款识风格往往与其制壶的风格相协调,这与作者的审美观和情趣往往是统一的。一般来说,工艺精致的作品,款识娟巧秀丽;朴实奔放的作品,款识粗犷老辣;端庄稳重的作品,印章方正平稳。

清雍正 1735年 山水大盘,迈森风格的边饰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内底署有“永乐年制”字样的明代青花压手杯,这是中国官窑瓷器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落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官窑瓷器最显着的特征之一。袁世凯既然称帝,并为自己烧制了御瓷,理所当然应属“洪宪年”款。那他为什么会先烧制“居仁堂”款的瓷器呢?也许他对自己逆历史潮流的作为还有所顾忌,不愿意留下更多的明证,这也为后人辨识洪宪瓷留下了更多疑问。时至今日,对于洪宪瓷的最大争论,还是它的底款问题。四川大学陈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言道:“几千年中国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中国古陶瓷鉴定,最后结束在洪宪瓷的真伪区别上,可悲可叹”。

在熟悉掌握了名家款识之特点后,我们鉴定紫砂壶的款识就有了一定的基础。然而,鉴定壶的真伪,不仅仅从壶的款识,还得从壶的造型风格、制作标准、泥料的时代特征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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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瓷是如此的精致玲珑,所以它纤巧而易碎,难以长久保存。“洪宪”帝号转瞬即逝,洪宪瓷也极为稀有,而且它还带有袁世凯赋予它的传奇色彩。如此美丽脆弱、珍稀而又神秘的东西,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能满足人的猎奇心理,自然惹人垂涏。于是有古董商人借此造假牟利,大造赝品。袁世凯窃国,遭世人唾弃,然而,他的年号实在不“臭”。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假洪宪瓷,风靡一时。上至名公巨卿、富商大贾,下至中产之家、升斗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尤以北京和天津两地流传最广。大到一米多高的千件大瓶,小到三、四寸的鼻烟壶,无所不有。人们把这些洪宪瓷作为珍品家传,作为礼物赠送,演绎出了无数扑朔迷离的故事,令后人难辩真假。

这件盘子图案目前仅有英国鲍威尔·克顿私人博物馆收藏,全球其他地方还没有资料显示有谁拥有。盘子外沿白、蓝色图案来自德国的瓷区迈森,这是最早的白色粉彩边饰的迈森纹样。到1740年左右,在这种纹样上面就会加上三个开光的图案;1745年以后,在中国绘制的这种迈森边饰又成了四个上下左右对称的开光图案。这个盘子前景画的是一座花园在江边上,是雍正时期广州的一座私家花园;远处的两艘船是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在后面画的是广州的长洲岛上的长洲塔。长洲岛是东印度公司离开的船舶都要停泊的地方。对于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船员们,这个岛有特别的意义。

洪宪瓷真、伪品都制作于同一时代,有些精细的高仿品深得真品玲珑精巧的风貌,而且很多是由过去的军阀、富豪之家流传出来的,出口外销的也不在少数,亦真亦幻常令后人半信半疑。如,此盆无论釉质还是彩绘,都极为精良。但现存的洪宪瓷中,署双方框蓝料楷书“洪宪御制”四字款的较为少见,而且从图片上看,这只花盆的釉色呈象牙白,有莹润感;不像其他民国时期精仿的洪宪瓷,釉色雪白,甚至达到白里泛青的地步。也许基于这两点,人们怀疑它是现代的仿品。2005年6月6日在德国纳高的拍卖会上,它的估价只有250德国马克,最后的成交价却高达4.554万元人民币。这说明,是真是假并非不重要,但最终决定价格的,还是瓷器的品质。

清康熙 1690年至1722年 锦地四开光边饰,内饰花卉

洪宪瓷在海外也有很多,不过“居仁堂”款瓷远不如“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的名气大。2005年6月6日,德国纳高公司拍卖了一批德国、瑞士藏家收藏的民国洪宪瓷。署“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最高成交价约合14.2万元人民币,其他几件精品的成交价也在8-11万元人民币不等。而署“居仁堂制”款的一对高18厘米的粉彩花瓶,成交价才不过4万元人民币而已,实在令人费解。也许外国人见多了从圆明园抢去的清代官窑瓷器,习惯了以鉴定清三代官窑的方式来衡量洪宪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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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也有些资料认为,“洪宪年制”、“洪宪年御制”款瓷器在袁世凯倒台以前就已经烧制,属于真正的洪宪御瓷。只是郭葆昌为人机警,才会对为袁世凯复辟烧制“开国瓷”这件并不光彩的事讳莫如深,拒不承认。其实,不管仿品制作得如何精细,始终不可能像真品那样不惜成本,不计代价。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一套署“居仁堂”款的餐具,包括大、中、小号盘、盆、碗、碟、酒杯、盅、勺等共十三种,仅存118件,其数不全。据说当时一共烧制了三套,除袁世凯自用一套外,其余分赠了友人。

画面表现的是1690年8月发生的鹿特丹起义。考斯特曼因拒绝缴纳不合理的货物税,而与蛮横无理的税吏发生肢体冲突,导致税吏死亡,结果考斯特曼被判处斩首。这事激怒了鹿特丹民众,他们发起暴动,推倒了法院大楼,抗议不公正的判决。这个青花的背后有“大明成化年制”的六字款。

袁世凯烧造洪宪瓷,是为了在登基大典上用。瓷器,在这里成了一种确立身份的象征——是皇帝,就必得有自己的御瓷。真正的洪宪瓷和洪宪朝一样短命,不论“居仁堂制”款的真品,还是“洪宪御制”、“洪宪年制”款的仿品,现在都已经成了洪宪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它们的关注也永远不会停止。

瓷器,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是这么富有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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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彩“喜鹊登梅”图大锥把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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