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隆和徐湛之除去旁人共同议事,除潜扬州刺史

1926年3月18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事后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司令蒋介石竟一反常态,派兵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软禁了国民党党政军一把手汪精卫,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

卢潜容貌瑰伟,善言谈,少有成人志尚。仪同贺拔胜辟开府行参军,补侍御史。世宗引为大将军西阁祭酒,转中外府中兵参军,机事强济,为世宗所知,言其终可大用。

徐湛之,字孝源,东海郯县人。南朝宋时期大臣。宋武帝刘裕的外孙、会稽长公主刘兴第之子。幼年时因宋武帝刘裕非常喜爱他,封为枝江县侯。宋文帝刘义隆时刘湛犯罪株连到徐湛之,因母亲会稽长公主刘兴第求情保住性命。后屡次升迁,得以与尚书令何尚之共同处理机要。元嘉末年,因太子刘劭弑杀父亲宋文帝刘义隆而受牵连被杀,时年四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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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初,除中书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寻除左民郎中,坐讥议《魏书》,与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会清河王岳将救江陵,特赦潜以为岳行台郎。还,迁中书侍郎,寻迁黄门侍郎。为奴诬告谋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潜,潜不之责。黄门郑子默奏言,潜从清河王南讨,清河王令潜说梁将侯瑱,大纳赂遗,还不奏闻。文宣杖潜一百,仍截其须,左迁魏尹丞。

徐湛之字孝源,东海郯县人。幼年时便成了孤儿,深得宠爱,常和江夏王刘义恭呆在宋武帝刘裕身边,寝食不离。元嘉二年他被任命为着作佐郎,员外散骑侍郎,他未接受。元嘉六年开始修建东宫,他始任补太子洗马,转任国子博士,后任奋威将军,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又调黄门侍郎。因祖母年老,辞去官职。又被授予二郡太守,加辅国将军,调秘书监,领右军将军,转任侍中,加骁骑将军。又任秘书监,加散骑常侍,骁骑将军职位不变。
调任中护军未接受,又调任太子詹事,不久又加侍中。

自李之龙任海军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后,最为不快的是一心想当海军局长的海军学校校长欧阳格。1926年3月18日,他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转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求海军局迅速派两艘军舰开往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签发调令,让宝璧、中山二舰舰长执行。19日,两艘奉命停泊在黄埔军校大门前,开火待命。下午,因苏联顾问团要检阅舰队,李之龙打电话给蒋介石询问中山舰可否返回广州,蒋介石这才得知中山舰停泊在黄埔。“昨天晚上军校驻省办事处欧阳格主任要的舰,说是奉校长面谕。”听到这里,蒋介石说:“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李之龙有些不明白,但既是校长亲口答应,于是吩咐作战科长邹毅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发电报,命令中山舰即刻返回省城。下午约6点30分,中山舰回到广州。事后蒋介石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一个阴谋,于是李之龙的命运多舛了。

肃宗作相,以潜为扬州道行台左丞。先是,梁将王琳为陈兵所败,拥其主萧庄归寿阳,朝廷以琳为扬州刺史,敕潜与琳为南讨经略。琳部曲义故多在扬州,与陈寇邻接。潜辑谐内外,甚得边俗之和。陈秦、谯二州刺史王奉国、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后入寇,潜辄破平之,以功加散骑常侍。王琳锐意图南潜以为时事未可属陈遣移书至寿阳请与国家和好潜为奏闻仍上启且愿息兵依所请。由是与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潜扬州刺史,领行台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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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山舰这次不寻常的调动,海军局两名值日官留下了这样的历史记录:十九日上午七时,中流砥柱来电:中山兵舰于是日七时出口。七时三十分,中流砥柱来电:宝璧兵舰于是日六时出口。下午六时,中流砥柱来电:中山兵舰入口。六时二十五分,江防司令报告:中山兵舰入口。

武平三年,征为五兵尚书。扬州吏民以潜戒断酒肉,笃信释氏,大设僧会,以香华缘道,流涕送之。潜叹曰:“正恐不久复来耳。“
至邺未几,复为扬州道行台尚书。四年,陈将吴明彻来寇,陈人遂围寿阳,壅芍陂,以水灌之。城寻陷。时李騊駼将逃归,并要潜。潜曰:
“寿阳陷,吾以颈血溅城而死,佛教不听自杀,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于是闭气而绝,年五十七。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兖州刺史。

徐湛之任冠军将军、丹阳尹,又封为征虏将军,加散骑常侍,因为服公主丧,未接受。葬礼过后,又被授予前面的官职,他上表坚决辞谢,又到廷尉那里去请罪,刘义隆诏令狱官不得接受,这之后他接受了任命。他坚决辞谢常侍,刘义隆允许了。元嘉二十二年,范晔等人谋反,徐湛之开始与他一伙,后来揭发了他们的事,但说的事都不彻底,被范晔等人牵连,他就到廷尉那里认罪,皇上抚慰他并让他回去了。元嘉二十四年徐湛之服完公主丧后,转任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出朝任前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徐湛之非常善于治理,恩威并用。元嘉二十六年徐湛之又任丹阳尹,领太子詹事,将军不变。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至瓜步,徐湛之率军保护京城,与皇太子刘劭一道守卫石头城。元嘉二十八年春,鲁爽兄弟率部下归顺宋,鲁爽是鲁轨的儿子。徐湛之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特加奖励接纳鲁爽等人,没有任性申明自己的私怨。他乞求退居乡村,没被批准。后转任尚书仆射,领护军将军。

1926年3月19日深夜,准确地说应该是20日的凌晨,李之龙和新婚妻子潘慧勤在广州城文德楼突然被逮捕。与此同时,陈公博乘车到汪精卫住宅商讨对策。后来,到汪宅的还有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和李济深。汪精卫因患病在家,谭延闿将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递上,信大抵是说共产党意图谋乱,情况万分危险,他不得不负起责任来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宅举行,商讨事件善后问题。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吴铁城、谭延闿、伍朝枢等出席。汪精卫仍然满脸病容,蒋介石则是沉默寡言,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查办李之龙等不轨军令,限制共产党活动,敦请苏联召回与蒋介石意见相左的军事顾问季山嘉,并讨论如何停止省港大罢工,会上还决定要汪精卫暂时休息。会后,汪精卫以肝病复发为由,隐居在逢源大街63号陈耀祖宅,再不见客。5月15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全会召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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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尚书令何尚之认为徐湛之是国戚,深得皇上恩宠,就想把朝政都推给他,一切上书上诉全不处理,徐湛之也根据《职官记》以及有关法令认为:尚书令掌管朝廷内外事务,总揽全局,如果尚书令空缺,政事才归仆射负责。因而他也将政务推给何尚之,两相互相推诿。御史中丞袁淑上奏要求将二人一起免去官职。刘义隆下诏:“尚书令、仆射是具体处理朝政的,两人不共同努力各司其职却相互推诿,应该纠正。但是因为前朝的朝政比较混乱错谬才导致如今的问题,破例不予追究,应详加匡正。”于是就让徐湛之和何尚之共同受理下面的上书。何尚之虽然是尚书令,但朝政仍全归徐湛之处理。先前,刘湛被诛杀,殷景仁死去,刘义隆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晔等人,后来又有江湛、何禹之,范晔被杀后,炳之免官,演之、禹之皆去世。到这时江湛任吏部尚书和徐湛之共处权要之位,世称“江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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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潜长得魁梧俊美,擅长言辞,小时候就有大人的志向。仪同贺拔胜征召他为开府行参军,补任侍御史。世宗引荐他为大将军西阁祭酒,改任中外府中兵参军,精明干练非常得力,深得世宗信任,认为他终究可以担当大任。

刘义隆有病,徐湛之就入宫侍候医药。二凶巫蛊的事情暴露后,皇上想废弃刘劭,赐刘浚死。而刘骏不为皇上宠爱,所以屡次出使外藩,不能住在京城。南平王刘铄、建平王刘宏同被皇上宠爱,刘铄的妃子就是江湛的妹妹,就劝皇上立刘铄为太子。元嘉末年,刘义隆将刘铄从寿阳召回京城,来了后又改变主意,想立刘宏为太子,但又嫌宏不够次序,所以议论许久却难以定下来。刘义隆和徐湛之除去旁人共同议事,有时通宵达旦。刘义隆常在夜里让徐湛之拿着蜡烛,绕着房外墙壁的护卫,担心有人窃听。刘劭入宫杀君之日,刘义隆和徐湛之两人头天晚上就在房内单独谈话,直到早上还未熄灯。徐湛之听到响声惊起走到北门,还没有来得及开门就被杀害,时年四十四岁。宋孝武帝刘骏即皇位后追赠他为司空,加封散骑常侍,原官职不变,谥号为忠烈公。又下诏:“徐羡之、江湛、王僧绰三家遭祸害荼炭,遗孤流落在外,思念他们的过去,心情异常沉痛。可以让他们的子孙回到他们原先的住处,厚加抚恤。”从此这三家长期接受国家的供给。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曾说过:“若要3月20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的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王柏龄也说:“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知之,我固不敢披露,而蒋先生对学生训话亦谓如果要知道此事变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

天保初年,任中书舍人,因为奏事触犯了皇上的旨意被免官。不久又任左民郎中,由于议论指责《魏书》获罪,和王松年、李庶等人一起被拘禁。恰逢清河王高岳准备救援江陵,特地赦免了卢潜并任命为高岳行台郎。回来后,升任中书侍郎,不久又改任黄门侍郎。被奴仆诬告谋反,文宣王为他辨明这件事,把奴仆交给卢潜,卢潜却没有惩罚他。黄门郑子默向皇上告发说,卢潜跟着清河王高岳讨伐南方时,清河王命他去游说梁将侯瑱,他收受了梁的贿赂,回来时也不向皇上报告。显祖将卢潜杖责一百,截断胡须,贬为魏尹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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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引来各方的震惊: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知道后,主张对蒋要强硬一些。毛的意见却遭到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双方争论之下毫无结果,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马上召开会议,经过讨论,结论是:无论事件起因是什么,都应采取让步妥协的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会议还决定由张国焘代表中央到广州处理事件。

肃宗任丞相时,任命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左丞。之前,梁将王琳被陈兵打败,拥戴皇帝萧庄归顺寿阳,朝廷任命王琳为扬州刺史,令卢潜和王琳为南讨经略。王琳部下的亲朋故旧很多都在扬州,和陈接壤。卢潜安抚内外,实现了边境风俗的和谐。陈朝秦州、谯州刺史王奉国,合州刺史周令珍先后入侵,都被卢潜击退,因战功加散骑常侍。王琳决心进攻南方,卢潜认为时机还不成熟。陈朝派人到寿阳送信,请求和北齐通好。卢潜替他奏明朝廷,又奏称希望休兵罢战,皇上答应了这一请求。因此和王琳产生了矛盾,互相上表攻击。世祖令王琳入京,任卢潜为扬州刺史,兼任行台尚书。

4月6日,张国焘来到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处理“中山舰事件”的指示。4月8日,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拜见蒋介石,向蒋表示不要相信谣言,中共会支持他。

武平三年,被征召入朝任五兵尚书。扬州的官员百姓因为卢潜信奉佛教,戒了酒肉,就举办了大规模的僧会,用香花装饰在道路两旁,痛哭流涕地为他送行。卢潜叹惜说:“恐怕时间不长我就又回来了。”到达邺都不久,又做了扬州道行台尚书。四年,陈将吴明彻入侵,陈朝人于是包围寿阳,堵塞了芍陂,以水灌城。寿阳不久就沦陷了。时李騊駼将要逃跑回去,一起邀约卢潜。卢潜说:
“寿阳失陷,我想用颈血溅洒城上而死,佛教不允许自杀,因此怯懦偷生,现在可以死了。”于是闭气而死,时年五十七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兖州刺史。

同一天,蒋介石摆出姿态,将欧阳格、陈肇英等人免职,扣押虎门,4月14日,李之龙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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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中山舰在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保卫战中,被日机击伤,沉没于金口长江段,1997年才打捞出来,现武汉江夏区建有“中山舰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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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的研究,“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蒋介石当时并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之说不能成立。蒋介石日记表明,他当时听到中山舰调动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掉他”或者“赶他”。鉴于当时国民党内汪蒋的权力斗争,蒋介石后来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很有可能是主要对付汪精卫的,当然作为后果,同时也打击了共产党,而李之龙也成为这场误会的“受害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李之龙遗孀潘慧勤、儿子李光慈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追认李之龙为烈士。

在此之前,1949年上海解放后,李之龙两个弟弟李之骥、李之鸥撰写了《李之龙简略》呈报中央和毛泽东主席,1950年又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华之约撰写了《李之龙烈士传略》。

1951年12月27日,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指示武汉市民政局“李之龙是否为了革命而死,抑为叛徒,尚有待继续了解。”同时,中南民政局向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总理、武汉市市长吴德峰等人发函,请求提供相关证明和意见。

1952年9月4日,中南民政局正式复函武汉市民政局,内称:关于李之龙是否可称烈士一案,前经周总理、董副总理函电证明,及吴德峰同志口头证明:李之龙于被捕后曾登报申明悔过脱离我党,出狱后复参加反动集团,在广州枪毙,为其内部矛盾所致。故不能予以烈士称号,其家属亦不能予以烈属待遇。特此批复。

周恩来、董必武所提供的证明,最后决定了李之龙是否是革命烈士,抑或是革命的叛徒的结论。周恩来是李之龙在黄埔军校的直接领导,董必武是李之龙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后又在武汉中学共事,加上两位建国后在中共的地位,他们的意见当然是最权威的了。

之所以否定李之龙的烈士资格,其原因主要集中在三点:

第一,李之龙被捕与中共无关;“中山舰”事件事发当天,李之龙在广州寓所被捕,尽管其身份是共产党员,但他当时却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陈独秀在1926年6月4日致蒋介石的信中提到:“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周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蒋介石一直认为,“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计划劫持他到中山舰,然后北上送到苏联去软禁的一个阴谋。蒋介石在1926年6月28日总理纪念周上的训话中,也公开表示过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当然包括周恩来同志,认为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他的被捕自然也与革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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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李之龙被捕后的脱党情节;周恩来、董必武在提供中南民政局函调证明时,确认李之龙在被捕后有脱党叛变情节,其主要依据是1926年5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曾刊有《李之龙启事》,其文曰:兹为避开纠纷,使利工作起见,特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有关系的社会团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指导,以谋三民主义之实现。耿耿此心,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蒋介石于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及要求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后,据周恩来回忆,在蒋任军长的第一军中,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250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李之龙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作出了退出共产党的决定,实际上也为其死后未能被追为烈士埋下了最沉重的伏笔。

第三,李之龙被杀并非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至于周恩来、董必武在提供中南民政局函调证明时所提“出狱后复参加反动集团,在广州枪毙,为其内部矛盾所致”,是因为李之龙在宁汉合流后组织海军兵运,并不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革命活动,因而其被杀纯为其内部矛盾所致,与“革命”无关。

1952年中南民政局否定了李之龙作为革命烈士的结论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史界及李之龙家属对于李之龙的“变节”、“脱党”问题多次进行了重新调查和论证,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吴玉章、聂荣臻和当年黄埔第一期学员李奇中、原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饶卫华、早期广东工人运动领导人谭天度等人出具的证明材料,说明“李之龙没有叛变行为”,而事实存在的《李之龙启事》却是一道不能逾越的历史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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