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中国政治中心型城市化的一个考古例证)的讲演,厨城门桥

  2015年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副所长与何驽研究员,应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考古中心、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孔子研究所、弗里曼•斯伯格力国际研究所邀请,参加“早期中国城市化的起源与发展:从一个比较视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于19日在斯坦福大学报到,20至21日举行学术讲演与讨论。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焦南峰   

 

   
2012年4月中旬,根据群众举报,在西安市北三环外西席村、高庙村北农田中两处挖沙坑内发现对两座暴露出的秦汉古桥,我们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其开展了考古调查,确认西席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部城门厨城门,高庙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东端城门洛城门。为示区别,西席村北古桥称“厨城门桥”,高庙村北古桥称“洛城门桥”。后在周围区域调查中,于厨城门桥西侧约200米处发现另一古桥遗址,编号为“厨城门二号桥”。

  4月20日,陈星灿副所长宣读了题为“Erlitou: Rising Urbanism in North
China”(二里头:中国北方城市的兴起)的论文。论文指出,作为早期青铜文化的中心,二里头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的中国北方,目睹了城市的兴起。城市化、公共建筑、向心性、社会阶层化与专业化生产等,都表明二里头是一个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因而它表现出与先前的龙山文化聚落形态迥异的面貌,龙山文化聚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以房屋为中心的小型村社,非专业化生产的经济类型。二里头文化发展的本身也证明了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偶然的发明。论文宣读完毕后,与会学者就二里头问题进行了提问和讨论。

    一  厨城门桥   

 

   
厨城门桥,南北向,位于西安市沣东新城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30米左右,正南120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汉长安城北墙城门位置据考古所1957年9月实测《汉长安城遗址范围及地形图》),正北38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000左右为今渭河的南岸大堤,西北6800米左右为咸阳宫一号、二号遗址,向东与同时发现的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有关数值均在“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中软件计算,下同)。

  何驽研究员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Taosi: An Archaeological Example of
Urbanization as a Political Center in Prehistoric
China”(陶寺:史前中国政治中心型城市化的一个考古例证)的讲演,介绍了根据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对于史前中国政治中心都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时代为公元前2400至前1900年前后,巨大的城址有280万平方米。经过30余年的考古发掘,初步判定了城址内有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礼制建筑中心、手工业区、仓储区和普通居民区。显然陶寺遗址从城市结构、宇宙观城市规划和国家都城性质方面,为史前中国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陶寺的例证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何驽就与会专家们提出的陶寺城市规划同宇宙观的关系、城市人口问题、城市生业问题、陶寺晚期社会政治崩溃根源问题、陶寺遗址消亡之后居民的去向问题、陶寺政体性质问题,一一回答,进行交流。

  
   
厨城门桥,发现于一个东西90米、南北65米,面积约5850平方米的挖沙坑内。该坑在去掉2.4米左右土层后,即在沙层表面暴露出桥桩顶部。由于挖取表面土层是用机械施工,故暴露于沙层面的古桥桥桩顶端均遭机械碾压,桥桩顶部原状遭到严重破坏,原始情况已然不详。在去掉表层土层后开始挖沙,至考古调查时,已由西向东挖沙3900平方米左右,深10.3米,给古桥西侧造成严重破坏。在挖沙过程中掘出的古桥桥桩、石构件,散乱堆砌在挖沙坑中约70平方米的地方。在北侧、西侧沙土堆中,零星散落方形、五边形石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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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合影

  
   
厨城门桥的地层堆积暂可从挖沙坑东部南壁了解,一般在现地表下有一层厚约0.8米的垃圾填埋层,之下0.45米左右为扰土层,下为厚达0.95米汉代文化层,桥桩顶端即叠压于汉代文化层下,竖直立于原应为河道的淤土、沙层之中。

 

 

  会上发表论文讲演的还有中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孙周勇、邵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Tricia
Owlett、Mike Bonomo、John Rick、Alan
Greene、中国留学生赵皓,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国庆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荆志淳,美国纽约大学的江雨德,芝加哥大学的李永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李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谢礼晔,中国山东大学的方辉,耶鲁大学的Anne
Underhill,哈佛大学的傅罗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osemary
Joyce。主持点评讨论的有斯坦福大学的刘莉、Ian Hodder、Ian
Morris、密西根大学的Norman
Yoffee。与会学者的论文角度多样,观点新颖,点评总结精彩,讨论热烈,在碰撞与交流中,对于从比较的视野,依据考古资料探索中国早期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新认识和新启发。与会学者都认为收获颇丰。

图片 2

 

  
   
经测量,在挖沙坑范围内暴露、破坏的厨城门桥,东西宽18.4米,南北长63米左右,原位未曾移动桥桩有70余根,散落堆置的桥桩数目尚无法统计。而据当地村民介绍,过去在挖沙坑北侧挖掘鱼塘的过程中,亦曾有木桩、瓦砾等遗存的较多发现。

  
   
从散落堆置桥桩看,桥桩残长约6.2-8.8米,周长约1-1.47米,一般都是将原木的下端削为长约1米左右的三角锥形,而向上则保持原木形状,有的还有树皮残存。  

 
   
从散落的石构件看,其大体可分规格不等的四种形状:长方形石构件,边长0.9-1米、宽0.43-0.75米、厚约0.33-0.47米;近方形石构件,一种边长0.69-0.7米、厚0.42米,一种边长0.93-0.96米、厚0.38米;长条形石构件,残长1.2米、宽0.4米,厚0.33米;五边形石构件,一种通高0.93米、顶边长0.5米,底边长0.73米,厚0.53米,带边长0.08米、深0.08米卯眼,一种通高0.97米、顶边长0.5米、边长0.6米、宽0.7米、厚0.52米,中部带榫,直径0.12、高0.04米。在一些石块侧面有“巳”、“杠上”、“左四”、“子五”等题刻。从未经扰动的河道堆积看,在桥桩露头下2-3米左右还有各种规格、形状的石构件散落分布在桥桩之间。

   
从厨城门桥露头的桥桩看,东西向桥桩排列较紧密,一般间距在0.7米左右,甚至更近,而南北排桥桩之间的间距明显较大,一般在在4.5-5米左右。

   
   
厨城门二号桥,位于厨城门桥西200米左右沙坑中,残立1根桥桩、散落3根桥桩,其中直立桥桩周长1.47米,地面以上高2.85米,仆倒在地的一根桥桩长3.85米,周长1.1米,下端三棱形。

   
在厨城门桥附近,采集到细密绳纹、粗绳纹瓦片、素面半瓦当等建筑材料,结合构筑特点、古桥所在位置、出土遗物,判断此桥当为秦汉古桥。  

 

图片 3 

    二    洛城门桥   

   
洛城门桥,南北向,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高庙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00米左右,正南75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正北44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500左右为今渭河的南岸大堤,向西与厨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

  
   
洛城门桥,位于一个东西约44、南北约100米,面积约4100平方米的北侧有坡道的曲尺形挖沙坑内。该坑在去掉1-1.2米左右厚土层后,即在沙层表面暴露出桥桩顶部。调查时该坑已暂停挖沙,坑内竖立3根桥桩,沙坑周围扔弃有10根桥桩。在此坑北侧96米左右另一挖沙坑南壁下,可见到竖立桥桩1根,北侧200左右一挖沙后用垃圾回填坑的附近,也扔弃有5根桥桩。
 
  
   
从挖沙坑内竖立的3根桥桩看,其东西相距15.2米,木桥宽度应不少此数,从桥桩在南北250米范围内均有分布情况看,木桥残长亦当不少于此。从扔弃、竖立的桥桩测量看,其长3.45-9米、周长0.6-1.56米,下部为长约0.4-2.1米的三角锥形。

   
在古桥桥桩附近沙层中,采集到较多汉代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此外附近还扔弃有大型U形铁构件。结合构筑特点、古桥所在位置、出土遗物,初步判断此桥当汉代古桥。

 
    三   初步认识   

   
在目前所见较多地图中,汉长安城北侧所绘河流名皂河,不确。秦汉时期汉城北侧当为渭河。《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 应劭曰:“虒上,地名,在渭水边。”   

   
根据此则记载,小女陈持弓当住渭河之滨。当她听闻大水将至后,慌慌忙忙从横城门进入汉长安城,并一直向南跑入未央宫内。这就表明,当时在她所居住的渭河之滨到横城门之间,应再无其它河流。故而《水经注》卷一九载“渭水又东迳长安城北,汉惠帝元年筑,六年成”,《长安志》一二载“长安,盖古乡聚名。在渭水南,隔渭水北对秦咸阳宫,汉于其地筑未央宫,谓大城曰长安城”。也就是说,当时汉城北临渭水,汉长安城外新发现的正对汉长安城北侧城门的秦汉古桥均应为跨越渭河之桥——渭桥。

  
   
现发现的厨城门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18.4米,合汉代八丈,为目前发现的最大最早的同类古桥;洛城门桥东西桥桩之间间距15.2米,合汉代六丈六尺,规模宽广。据采集建筑材料的对木桥位置的初步判断,厨城门桥可能是始建于秦代,沟通渭北咸阳宫、渭南兴乐宫(汉长乐宫)的交通枢纽渭桥,到汉代为中渭桥,是由汉长安城向北的最重要桥梁。而从位置推测,洛城门桥可能即是文献所载汉景帝所修通向阳陵的渭桥。
  

   
由于汉长安城西侧、南侧存在着以建章宫等宫观为核心并有墙垣围护的上林苑,致使长安城的对外交通被迫形成了东、北两向为主的交通格局,因此位于汉长安城北侧的渭桥,就成为长安城北向、西向交通的第一关键。如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重要大事均发生于渭桥之上,使渭桥在具有无可替代的交通地位外,同时具有了很高的文化含义,在较长时间内于文化史上具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发现和确定的厨城门桥、洛城门桥两座渭桥,是迄今为止规模所见最大的秦汉古桥。其规格巨大,横跨渭河,是汉代最为重要的桥梁之一,对秦汉考古学、秦汉交通史、中国古代桥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它们的发现,不仅是汉长安城周边地区秦汉路网、水网系统寻找、确定的重要收获,而且将极大推进相关路网、水网的寻找确定,对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对秦汉都城交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据文献记载,渭桥之畔有渭桥宫或渭桥观,因此厨城门桥、洛城门桥位置的确定,也就为渭桥宫或渭桥观的寻找,提供了确切地标,对秦汉上林苑宫观建筑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价值。此外,两座渭桥的发现,为确定秦汉时期渭河河道南岸的确定也将提供确切资料,不仅对渭河发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更可根据文献记载,为秦咸阳城南界的确定提供重要线索,对秦都咸阳的保护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与此同时,由于渭桥在秦汉史、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相关渭桥的发现,还可为若干与此有关的典故、事迹,找到确切的“原生地”,文化意义同样重要。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调查确认厨城门桥、洛城门桥后,为更好保护文化遗产,已在西安市文物局、未央区文物局、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的积极协助下,根据桥梁走向,在暴露出的厨城门桥、洛城门桥南北两侧开展着考古调查和局部勘探,继续寻找确认古桥南北两端,以确定古桥保存长度,并探寻渭桥南岸的相关建筑遗存。而将挖沙中被扔置一侧的古桥桥桩、石构件则由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加以收集、保管,积极开展古桥遗址的整体保护。(刘瑞、李毓芳、张翔宇、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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