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发身着白大褂面对着一件瓷器,——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

原标题:奉贤最后的打铁匠 无奈一身手艺即将要失传

原标题:故事|瓷匠王春发

原标题:【恐怖主义】“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

常言道: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奉贤泰日铁匠方瑞华,从18岁开始打铁,至今“苦”了40年。可惜,方瑞华之后,一身手艺无人相继,老店又面临城中村改造,跟了他多年的风炉和两架重锤,终将尘封。

在药王楼古玩城四楼一间静谧的工作室里,王春发身着白大褂面对着一件瓷器“发呆”,用他的话说,每件瓷器都有生命,他要做的就是静静地聆听瓷器的诉说,了解它们的病情,以便对症开药。

文化、身份与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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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

方瑞华是土生土长的奉贤泰日本地人,一生带着铁匠的身份。成为铁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因祖辈父辈都打铁,子承父业,他理所当然成了“传承人”。

一名来自安徽的年轻人专门向王春发学艺。“德薄不教,才弱不传”是王春发的收徒原则,他希望能有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技艺传承下去。

作者:吴孝刚,中央民族大学;

在上世纪的农村,打铁还是门吃香的手艺活。方瑞华18岁时进入泰日手工业社工作,开始学习基本功。到了九十年代,手工业社濒临解体,不少同行纷纷放下铁锤,另谋出路。但方瑞华固执地选择继续打铁这项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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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反恐研究

“还能干什么呢?我只会打铁。”思来想去,方瑞华再请业已退休的老父亲出山,在泰日镇人民街7号租下一间矮平房,二人合开了这家铁匠坊,主营各类铁质农具、厨具。

王春发的工作室更像一间实验室,他在这里尝试、研究各种新的古瓷修复技法。

东突分裂势力之所以能够制造出一些群体性暴力恐怖事件,如2009年的“7·5事件”,是与其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煽动分不开的。他们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主要方法是对维吾尔族文化特质进行挑选和加工,使之成为族群身份的标志,从而凝聚情感、强化认同,为分裂运动提供群众基础。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工作,只有对各种选择进行审慎的考虑和衡量之后,才能选出最明晰的族群标记和最有力的动员口号。本文将对东突分子在民族主义动员工作中的策略选择进行探讨,以解释在维吾尔族各项文化特质中,语言为何能独得他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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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0岁的王春发自幼动手能力就很强,从小玩的各种玩具都是他自己动手制作的;结婚后家里用的床、沙发、茶几、橱子等家具也由他亲手打造。那时,只要下班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琢磨,从构思到画图纸,再到找材料成型……在别的年轻人喜欢到处玩耍时,王春发最喜欢的则是静静地研究自己的“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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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锻打工序繁复,包含开料、夹钢、沾火、打坯、切磨、打磨、水磨、认钢、淬火、细磨、抛光等30余个步骤,制作时要一气呵成,让铁料的形状、厚薄在须臾间定型,正所谓“趁热打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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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类学较少考虑文化的政治性,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曾对1871 年至1951
年间的文化研究进行总结,关于文化的14
种研究主题对此都没有涉及。1二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使文化与政治发生现实的、戏剧性的结合,在民族主义研究的促动下,学界开始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考。学者们发现,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文化、历史、传统等都被现实的政治所操作运用,它们作为原材料被不断提炼、加工,最终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服务,文化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客观事物,它有了政治倾向,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强制和濡化,相反,文化是可以被利用、被操纵,甚至是可以被发明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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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在济南日报报业集团“读者服务月”系列活动之一、济南工匠亮绝活暨2018寻找“济南工匠”走近市民活动现场,王春发向市民介绍自己的古瓷器修复技艺。

对现实政治而言,文化的关键价值在于,它能够定义、构建和动员群体。借助这种被赋予了主观意义的文化特质,我群与他群的区别会得到强调,本群意识则会被强化。由于具备天然的情感吸引力来赢取其成员的归属和忠诚,文化极易被民族主义者用作政治动员的工具。2因此,“文化特质不是一种绝对事物,也不是简单的智力类别,而是被调用起来为人们提供身份,这种身份能使利益诉求合法化,文化是竞争社会稀缺资源的策略或武器”。3

那边2厘米厚的铁料在1000℃的风炉里烧得火红,这边几十斤的大锤就已经抡起来了。待铁料出炉,便一锤一锤砸出形状。在高温环境下反复抡几十次,身上的汗就像淋了暴雨一般,从上到下湿透。

进入古瓷器修复这一行“其实是机缘巧合”。1996年,王春发从英雄山文化市场淘来一件民国时期的小观音瓶,看着瓶子有些残缺,他就琢(着修复一下,可修来修去总是不满意。后来他就买来《中国文物通讯》杂志学习有关文物修复的知识,无奈还是摸不着门。就在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结识了古陶瓷修复大师钱旋老先生。在第一次看到钱旋修复的古陶瓷作品时,王春发震惊了。眼前的瓷器神韵俱佳,毫无破损痕迹,而就在修复前,它还是一堆残破的碎片。那个时候,王春发便下定决心要学习古陶瓷修复这一传统技艺。

一个族群的文化包含了大量特质,但只有一种或几种可以作为族群的象征和族界的标志。要想把文化作为族群意识的集结号,就必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进行挑选,这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必要环节。林顿和豪勒威尔注意到,民族主义运动利用的“只是文化中的某些元素,而不是文化整体……(这一小部分文化元素)被挑选出来进行强调,并且被赋予象征价值”。4那么,如何在大量的文化特质中进行挑选?民族主义挑选文化的原则是什么?

方瑞华这代铁匠,开始用上了电动的空气锤,一个人可以干以前三四个人的活。踩下开关,75公斤的大锤开始有规律地击打半成品,出活儿的速度更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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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维吾尔族为案例来回答这个问题,维吾尔族在历史、文化、习俗、语言、宗教以及体质特征上都独具特点。我们发现,其中最常见的被用作族界标志的事物是语言、宗教和体质特征,但这三种特质的效力不尽相同,对东突分子而言,维吾尔语是经过理性比较之后最为有效的族群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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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待修复的古瓷器在王春发眼中都是一个“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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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常年在叮叮当当的声响中度过,方瑞华听力很受伤害。朋友或老顾客跟他说话,都会有意提高嗓门;而有些新顾客不知道,如果说话声音小,他会让对方再大点声才能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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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体质特征、宗教和语言

无论春夏秋冬,方瑞华都要围在火炉边干活。生火时、打铁时、开刃时经常火花四溅,一些小烫伤更为难免,方瑞华的脸上、胳膊、手背上到处都是被烫伤的灰色斑块。

王春发的工作室如今被评为了“济南古陶瓷修复技艺传承基地”。

体质特征、宗教和语言是东突分子的三大主要的民族主义话语,既可以区分内外,又可以激发民族意识,加强内部团结,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现实的政治诉求提供合法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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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之初并不顺利。钱老的教学方式是“身授而不言传”,要求学生自己观察、揣摩,从“做胎、补缺、打(”这些粗活开始,王春发走上了一条“匠人苦旅”。慢慢地,他掌握了一些古瓷器修复的技巧,便开始尝试“接活”进行实践。曾有一位朋友送来一件破损的青花瓷盘让他修复,王春发闷头干了三个月却失败了,当他交还瓷盘时,朋友的眼神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无奈之下,王春发只得将老师请来,钱老把他修复的拆掉重新开始修。王春发寸步不离眼睛不眨地盯着看,四五天后王春发突然觉得自己开窍了。在送钱老上车时,他对钱老说,“老师,我会了。下回您来济南绝不让您再做活儿了!”

  1. 体质特征

“他打的铁,刚性足,不容易锈,质量挺好,价格也不贵。”一位徐先生前来让方师傅打一把刀具。算上这次买的一把,他在方家共买过两把菜刀。“上一把用了20年,隔两年来打磨一下,跟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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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维吾尔人在体质特征上与汉族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所以有些维吾尔人会将这一点作为区别本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标志。由于体质问题又牵涉到族源、历史、祖先、领土等其他问题,所以它不可避免地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话语之一。塔里木流域绿洲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的土著居民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维吾尔人的体形、体态、体质与古代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十分相似,都是白种人。这从塔里木流域出土的墓葬遗骨中可以得到佐证,也从当地留存下来的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像中得到佐证。近年来出土的汉代以前的古尸(木乃伊)经过科学化验分析,维吾尔人与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的血缘关系十分明显。1这段话的用意是通过强调内地民族尤其是汉族在体质特征上的差异,来证明维吾尔族的祖先是新疆的原住民,为“新疆自古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民族主义主张提供合法性。然而,科学研究并不支持“构成维吾尔族族源主体的是塔里木流域的土著居民”的主张。古代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是高加索人种,现代维吾尔族的基因中混杂了高加索人种基因元素,这都是事实,但遗传学研究表明,现代维吾尔族在遗传距离上更接近于蒙古人种。2关于维吾尔族的历史,学术界一般将其族源追溯至匈奴时期的丁零,公元3
世纪后汉文史籍记为铁勒。这些人属于蒙古人种,游牧在蒙古高原北部,于公元744
年建立了回纥汗国。公元840
年汗国灭亡,回纥部众向西向南迁移,西迁部分进入今新疆境内及附近的中亚地区。这些回纥人正是今天维吾尔族的族源主体,它们与当地古代居民经数百年的融合,至16
世纪终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3

远道而来的客人还真不少。浦东的、青浦的、松江的……大多数顾客是经人介绍慕名而来,买过一次便认定了方瑞华。“有的人年年都会来,要么找我磨一磨老刀,要么再订做一把新的”。能给这些百姓带来方便,正是方瑞华坚持至今的最大动力。

由济南日报报业集团颁发的“济南工匠”奖杯被王春发放在工作室最显眼的位置。

学术界的研究结果对狭隘民族主义者最致命的打击在于,它证明维吾尔族并不是新疆的世居民族,其先民到达新疆的时间比汉人、羌人更晚。面对这种不利的证据,维吾尔族狭隘民族主义者必须对自身的族源历史进行精巧的操作和安排。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吐尔贡-阿勒马斯,其著作《维吾尔人》这样写道:维吾尔是生活在中亚的具有几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最古老文明的人民之一。距今8000
年前,在今天称作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麓、准噶尔原野和塔里木河谷、七河的地理范围内,维吾尔人向星斗一样散布其中。大约距今8000
年,中亚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干旱。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祖先的一部分被迫迁往亚洲的东部和西部。当地,在中亚东部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活的我们祖先的一部分,经阿尔泰山迁往今天的蒙古和贝加尔湖周围。公元840
年从蒙古利亚迁往新疆东部的回纥就是距今8000
年前从塔里木河流域迁往蒙古利亚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我们祖先的后裔。4这种说法解决了面临的难题,通过将维吾尔族历史追溯至8000
年前,并且将蒙古高原的回纥构造为由新疆迁出的维吾尔人,满足了“新疆是维吾尔族的世居之地”的需要,保证了汉人等其他民族都处于“外来民族”的地位,现实的民族主义诉求便有了历史的根基。但这种说法并无任何根据,是彻头彻尾的编造的“历史”。美国学者约妮·史密斯说:“当今(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的基础是:新疆是维吾尔族的土地,是他们的合法领土。但与草原回纥汗国(今蒙古国境内)的联系只会显示出这样的事实:古代维吾尔人并不生活在如今的新疆境内。”1

方瑞华很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要是离了我,好多人想订做工具就没处去了”。尽管一把菜刀、一把锄头不过卖上40、50块,终年无休也仅能挣个糊口钱,但方瑞华还是像上班族一样,给自己规定每天打铁的时间。“即便自此手艺失传,我也要站好自己这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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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宗教

当被问及方家的老手艺为何失传时,方瑞华满脸无奈。“我只有两个女儿,她们不可能做这行。以前也曾有人来拜师学艺,但一听说打铁又脏又累,收入又微薄,没人肯学啊。”

修复古瓷器不仅要对瓷器本身了解,还需要化学、材料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

维吾尔族的草原先民回纥人初期信仰萨满教。公元8
世纪中叶,摩尼教经唐朝传入漠北,成为回纥汗国的国教。公元840
年,回纥汗国崩溃,大部分回纥部民西迁至新疆及葱岭西地区。在公元1000
年时,新疆及附近地区的情况是:西边为回纥人建立的喀拉汗朝,信仰伊斯兰教;东边为回纥人建立的高昌回纥,信仰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南边为土著居民建立的于阗国,信仰佛教。叶尔羌汗国时期(1514-1680),维吾尔先民的伊斯兰化彻底完成,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形成。

今年5月份,方瑞华将打铁铺搬到了北侧50米的耀辉路上。原来,随着泰日社区撤制镇改造步伐的推进,原先的铁匠铺随时面临拆除,于是方瑞华就近搬迁,还特意在铁门上留下新店地址,方便新老顾客找到他。

2006年,王春发成立了自己的文物修复工作室,每年修复文物百余件。十几年的时间,王春发的技艺与声望在业内已闻名遐迩,如今的他身兼山东省文物局特聘文物修复师、济南市级非遗传承人、济南市旅游联合会传统手工艺人分会会员等身份,但他最看重的是还是2016年由济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颁发的“济南工匠”的荣誉称号。“古陶瓷修复是文物修复中难度较高的一项,需要修复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热爱之情,对中国的历史、古陶瓷的发展史有深入地了解,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心沉水底、精益求精、积极向上的匠人精神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瓷医’。”

如今的维吾尔族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宗教氛围较为浓厚,农民的宗教意识要强于民族意识,对宗教的兴趣要明显强于对民族历史的兴趣,多数人并不清楚历史上他们的祖先还信仰过其他宗教,相反,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特征。正因为宗教在维吾尔族民众中有着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也成为动员民众的有力武器。对维吾尔族狭隘民族主义者来说,宗教的主要功用在于,可借呼吁宗教自由之名来指责政府,并且在广大群众中扩大对政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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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在线”的创办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一份《维吾尔在线报告》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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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的工作间内只能听到刻刀在瓷器上划过的声音。

宗教在维吾尔族文化和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从20
世纪50
年代起,新疆政府就企图消除维吾尔人民的民族意识、文化和宗教遗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干涉维吾尔的宗教自由。长期以来,维吾尔人的宗教权利一直受到当局干扰,新疆当局以打击“非法宗教活动”为理由,对维吾尔等信教群众进行宗教高压政策,限制他们的合法宗教权利。

对于现在这个铁匠铺还能“活”多久,方瑞华心里也没底。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以“贤文化”为特色的奉贤,如果能留住这些传统老行当,与新时代发展并不相悖。是再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建店铺,还是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值得相关部门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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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当局肆意压制维吾尔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生活,这已经导致了维吾尔人的愤怒和不满。如果新疆当局继续限制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继续压制和边缘化维吾尔人,而维吾尔人又无法获得表达不满的渠道,那么可能会促使更多的维吾尔人变得激进,部分维吾尔人将更有可能诉诸于暴力。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

(视频/SMG摄界 图文/吕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修复瓷器前,王春发都要与它认真对话,仔细观察。

除指责政府外,宗教的另一个价值是对本群进行净化。2014 年7 月30
日,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哈提甫居马·塔依尔遭暴徒刺杀身亡。在全国穆斯林哀悼之际,“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伊利夏提表示,阿訇的被杀“大快人心”,因为他借伊斯兰教之名行无神论之实:“居马·塔依尔是一个披着伊斯兰教学者的羊皮、行无神论共产党红色恶龙殖民宣传的魔鬼撒旦,居马·塔依尔是维吾尔民族的败类,是伊斯兰信仰的耻辱!”3世俗民族主义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宗教对宗教人士进行审判,这充分证明了狭隘民族主义对宗教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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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前方寸天,文化历史亦轩辕。心沉水底修自我,其乐悠悠天地间”。修复文物时王春发做到了不动如山,物我两忘,遵循了匠人无名无我的传统,“择一事而终一生”,他无疑是幸运的。

  1.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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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文化特质,语言与民族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语言民族主义的现象也更加普遍。这清楚地体现在苏联解体以及魁北克独立运动中,东突也离不开它。

如今,王春发有空时还是喜欢去古玩市场“淘宝”。

一些维吾尔人认为,维吾尔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受到汉语日益加剧的侵蚀。他们感到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

以上图文来自济南日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维吾尔语——30
年后我为你立墓碑……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为自己的母语立了墓碑,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我们没有脸面对已死去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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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语言,如今在新疆实行汉维双语,维语已经面临消亡的边缘,这无疑是在扼杀维族的生命。1

如果仅仅是表达对母语的爱,那么并不能达到民族主义动员的效果,还必须彰显对汉语和汉族的恨。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语言是最显而易见的区别,所以被视为“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它一定会被用来明晰族界、对立他我。再看下面一首诗,作者仍然是“世维会”发言人伊利夏提:维吾尔语不会被埋葬!/汉人说:维吾尔语过时,维吾尔人说:不,母语是我的历史;既能创造过去,/我们会让她再造辉煌历史!汉人说:维吾尔语太落后,/维吾尔人说:不,维吾尔语曾是历史的潮流;引领一代天骄,/征服过亚欧两大洲。汉人说:维吾尔语需淘汰,/维吾尔人说:不,母语是我的命脉;只要维吾尔人还在,/维吾尔母语将永远存在!②这首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这来源于它强烈的艺术张力:不再是一味地表达对母语的爱,还写出维吾尔语遭受汉族人的鄙夷,制造出一种对立冲突的紧张气氛,这样,对母语爱的表达就更为充沛,对汉族人憎的流露也更为有力。这段文字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动员的口号。在这首爱憎分明的诗里,爱的表达是辅,憎的渲染才是主,写对母语的热爱是为了展现维汉对立的意象并以此唤起维吾尔人对汉族人的敌意。

二、东突分子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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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一般都是本族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精英,3东突分子就是这样一群人。本文中的“精英”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个人群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参与公共话语来影响和控制公众的观点,他们能制造价值判断、定义形势,选择他们能造成公共影响的问题和事件。1这并不是说这些精英的所有观点会被所有公众接受,只是说他们的观点广为人知,他们拥有说服公众的最有效的手段,拥有打压或排挤其他观点的最优资源。

前文已然提及,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文化特质进行挑选,以此来定义族群并且达到动员的目的。下面我们将阐明挑选工作中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要区分我群与他群。对我群的定义一方面不能将希望包括进来的人排除出去,否则政治力量会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又不能将外部人员包含进来,“我们”与“他们”必须不同甚至对立,不能存在模糊族界的因素。

第二,要在我群文化中找到某种特质,用作我群的象征符号,要求该特质只能存在于我群中,而不能在他群中出现。

第三,必须保证该特质既存在于精英团体中,又存在于大众群体中。精英与大众的联系是取得动员效果的前提,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应被强调,差异应被缩小甚至忽略。

第四,挑选出的特质必须能够加强,至少能够维持精英在本群中的特权地位。因为精英首先是理性人,其行动原则是:(1)面临多种选择时,能够作出决定;(2)根据自身利益对各种选项进行权衡;(3)在可能的选项中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优选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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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突分子的最佳选择———维吾尔语

由第一部分的论述可知,三种民族主义话语主要针对的都是汉族,无论是体质特征、宗教,还是语言,都能成为维汉两个群体的族界。但实际的情况是,东突分子所偏爱的是语言而不是另外两种,在“维吾尔在线”、“世维会”以及其他类似的东突网站上,人们对语言的专注要远远高于特质特征和宗教,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我们将以上述四条原则为标准对三种特质进行分析比较,来说明为何语言成为东突分子的最佳选择。

维吾尔族与汉族在体质特征上的确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眼窝较深、鼻梁较高、脸型较窄。人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它的直观性,但其缺陷也是巨大的。前文业已说明,维吾尔族的先民是回纥人,属北亚蒙古人种,回纥部民到达新疆后与当地土著经过数百年的融合而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当地土著以胡人为主,属高加索人种,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因而现代维吾尔族的体质特征是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融合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有的维吾尔人更像白种人,有的更像黄种人,新疆越往东,蒙古人种的特征就越鲜明。3若用白种人的特征来定义维吾尔族,那么就会排除很多吐鲁番和哈密的维吾尔人,甚至一些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者自身也被排除在外,这显然违背了第一条原则。

东突分子都是一些世俗精英和知识分子。杜磊注意到,这些人对激进宗教并不支持,他们并不以异教徒的眼光来看待汉族人,也不把维汉对立视为宗教战争。1他们有时会提及宗教,但实际上它已不是信仰问题,而转变成了世俗话语,比如自由和人权(如前文所示)。东突世俗精英对宗教的刻意忽略当然有外界因素的影响。自2001
年美国“9·11
事件”以来,西方对伊斯兰教充满了怀疑和敌意,此时如果强调宗教的话,那么必然会招来西方社会的反感,会丧失资金、舆论和政治支持。更重要的原因是:首先,世俗精英在宗教上并不具备权威。民众认为,在宗教上,世俗精英与自己是存在隔膜的,世俗精英如果要利用宗教,就必须向民众证明,自己比民众更神圣、更虔诚。因而宗教是世俗精英无法驾驭的东西,与之相关的是第三条原则。其次,强调宗教只会提高宗教人士的地位,这会威胁到世俗精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威。这当然是他们所不愿意的,这是第四条原则。最后,伊斯兰教虽然可以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划分界限,但与之共处的回族、哈萨克族等其他民族也信仰伊斯兰教,如果用伊斯兰教这个并不独属于维吾尔族的特征来定义维吾尔族,民族主义口号就不会那么有力,这是第二条原则。

不同于体质和宗教,语言能完全满足这四条原则。尽管维吾尔语与柯尔克孜语、哈萨克语等比较接近,但这并不妨碍民族主义者声称维吾尔语的独特性。既然维吾尔语独属于维吾尔族,而且属于全体维吾尔族,那么它就具有最强的象征效力。同时,语言并不会损害世俗精英的利益,因而最符合东突分子的需要。

不仅如此,历史性和“原生性”赋予语言一种天然的魔力,让它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来吸附人们对它的归属感。人们对语言总有一种浪漫主义想象,把它称作“母语”,并且与“母亲”这个能寄托和激发强烈情感的意象联系起来,下面一段话清楚地表达出这种倾向:

母亲赐予我们生命,母语确立我们的身份。我们在襁褓时,用母语学说“爸爸”、“妈妈”;我们在孩提时,我们通过母语打开启蒙之门;我们在成人时用母语寻根溯源,通晓世界。母语是根,她唯有深入土壤、汲取大地的滋养,方能成就参天大树;母语是灯,她在茫茫黑夜照亮前行的航道,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2

当这种浪漫主义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后,语言就与政治产生了联系。把语言作为政治安排的原则受到不少民族主义者的追捧,他们认为,语言是民族差异的外在标志,一个民族是否存在、是否有权力建立自己的国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群是否拥有自己的语言。3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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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分裂势力不遗余力地对民族意识进行强化。虽然民众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但若缺乏对民族意识的强化、宣传和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那么本族群就不会形成一支有力的政治力量。

对文化特质进行挑选并且赋予其主观意义,是东突分子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任务。政治需要象征,情感需要寄托,只有将现实目的情感化,再将情感客观化,才能变“自在”的族群意识为“自为”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达到动员民众的政治目的。

东突分子在对文化特质进行挑选时,采取了特定的策略,遵循着一系列的原则,经过对体质特征、宗教和语言进行的理性、谨慎的比较,他们最终选择了语言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由此,维吾尔族获得了强有力的民族象征符号,同时,这些世俗精英的地位和利益也没有受到损害。于是,维吾尔语,成为东突分子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最佳策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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